在打包清洗间的桌上，警方发现几个手术包，里面有扩张器、手术托盘、镊子等器械。

  实验室的培养箱内，有4-5个标记不同姓名的培养皿，实验室外的液氮罐中，还有标记着不同姓名的十几支EP管。

  可当警方找到负责人时，他却装聋作哑，表明了自己只是“保洁人员”，对一切都不知情。

  最后，面对在场6名女性的指认，他终于承认了这里作为非法场所的事实。

  经执法人员确认，现场的6名女性，分别是“代妈”（妈妈）、“卵妹”（供卵者）、准备做胚胎植入的客户、实验室操作人员和两名护士。

  车窗加装了黑色窗帘，上车后，手机及各种电子科技类产品也统统被收走，保证车内的人对车外场景一无所知。

  到达地点后，卵妹和代妈就要在这栋别墅里，进行“取卵”和“胚胎植入”手术。

  没有正规资质，没有专业技术人员，更没有无菌的环境，卵妹和代妈怎么敢躺上所谓的手术台？

  卵妹依据自己外貌、学历等条件不同，取卵一次能够获得5千到几万块不等的报酬。

  于是，缺钱的女性，就会在一张张小广告的吸引下，走进陌生且不安全的手术室。

  100%确定性别，可筛选卵妹、代妈以控制基因和环境影响，进一步加钱可定制双胞胎、多胞胎或者龙凤胎。

  一次，机构会收取几十万到上百万的服务费，甚至能达到代妈和卵妹收入的十倍以上。

  巨大的利益驱使下，即便明知我国严厉打击行为，仍有许多机构打着“医疗服务”的旗号明目张胆揽客。

  在社交平台搜索“试管婴儿”，就会出现很多宣传试管婴儿机构的软广告，一旦在下面进行留言，就会有专人私信，推荐“助孕机构”。

  深入了解后会发现，在他们口中，一事安全有保障，买卖双方皆稳赚不赔。

  为受精卵提供卵子的卵妹，在链条的最底层，可在机构的口中，反而成了天大的美差。

  在高校及周边女厕，经常会出现类似的小广告，以“高薪无痛”“快速拿钱”吸引单纯的女大学生。

  女生一旦心动联系后，机构就会根据身高、学历、体重、长相等资料对其进行估价。

  身高长相一般，学历不高的价格在1万左右，如果在读学校为211、985高校，出价则可达4万以上。

  为了打消卵妹的顾虑，他们还会进行全方位的洗脑。动机上，他们会强调：“捐卵是伟大的，在帮助不孕不育的家庭”。

  女性每个月身体只会排出1颗成熟卵子，但是机构为了受精成功，一次至少要取出十几颗。

  要知道，自然状态下根本不可能排出这么多卵子，于是黑心的机构就给卵妹注射排卵针，促进卵泡成熟。

  这样巨大的刺激下，非常容易导致“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轻者腹胀、恶心、呕吐，重者会形成呼吸窘迫综合征、伴血栓形成倾向的高凝状态及多器官功能衰竭。

  如果侥幸在取卵前没有感到不适，那么取卵时，卵妹就会看到对方使用35厘米的长针，在超声引导下经穿刺，伸到卵巢，将自己成熟的卵子一颗颗抽出。

  就算安全走下手术台，还有穿刺取卵手术的并发症在等待着每一个卵妹，包括出血、腹腔出血、腹水等等。

  除了出血较为显著，后两种并发症一般难以发现，等到病发极可能为时已晚。

  由于胚胎植入成功率并不高，者要一直打针吃药，如此违反人体规律的行为，也非常容易造成妊娠期并发症、流产等问题。

  比如怀孕检测时发现胎儿不是买家想要的性别，那么代妈就必须流产，无论身体能否承受。

  可就是这样肮脏、恐怖的事实，在包装之后变成了来钱快的好工作，导致很多年轻女性上当受骗，却在遭遇一切后悔恨不已。

  如果说生理上的苦痛，对于妈妈尚且是短暂的，那么心理上的折磨则会从进入这个产业起，一直伴随着她们。

  在植入胚胎后，代妈需要统一入住机构安排的“宿舍”，小小的房间里可能住了很多个代妈。

  她们不允许使用电子设备，不能与外界联系，更不能随意走出宿舍，只能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度过10个月。

  有时，机构会一次给代妈注射多个胚胎，挑选最好的一个留给买方，其他胚胎非常有可能就此结束生命。但如果顺利出生，就会直接流入到人体器官买卖市场。

  眼睁睁看着自己肚子里的孩子被扼杀生命，她们痛苦，却又无可奈何，因自己的身份，只是一个孵化机器。

  可即便没有血缘关系，她的内心也总是忍不住牵挂自己生出的孩子，她的心愿就是20年后，能看一眼那个孩子。

  代妈刘芸在怀孕4个月时，被检查出病毒，因此买方不愿意承担风险，希望她打掉孩子。

  可是刘芸对孩子已经有了感情，所以在引产手术前一晚，她偷偷离开，之后更是独自诞下了这个与自己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的孩子。

  孩子名叫桃桃，可是上户口时才发现，因自己当初为了赚钱卖掉了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导致桃桃无法上户口。

  无奈之下，刘芸又找到了桃桃的亲生父母，可他们却不承认桃桃这个女儿，更不愿提供任何帮助，最后直接失去了联系。

  因为没有经过十月怀胎，女人难以对孩子产生母意，也更加容易产生弃子等伦理道德问题。

  不是亲生的女儿，无法割舍的亲情，刘芸又不能给女儿良好的生活，更令她纠结的是，万一女儿得知身世，又该怎么来面对她自己。

  刘芸面对的困境和难题，只源于当初的行为，既困住了孩子，也困住了自己。

  就算挨到孩子出生，万一孩子的外貌、健康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或者夫妻感情破裂，都可能会面临无人接手的境地。

  2020年初，由于疫情，大国乌克兰的许多机构，都面临着大量退单。

  一个个幼小无辜的孩子就那样躺在婴儿车里，代妈们也拿不到任何补偿，身在不同的地方，共同等待着未知的明天。

  林女士在柬埔寨后，发现孩子患有脑部发育疾病。她找到机构，试图维权，对方却在几次拉扯后，不耐烦地说：

  “要是不满意就把孩子交给我，后面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孩子我再免费给你做一个。”

  技术的出现，为不孕不育的夫妇带来了希望，但也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女性沦为生育的工具。

  因此，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在整个非法产业链涉及的刑事犯罪有遗弃罪、诈骗罪、非法行医罪、拐卖妇女儿童罪等。

  但是依然有很多人认为，是双方自愿的行为，赚钱就要承担风险，况且国外很多地区已经商业化。

  2017年，湖北潜江市一个“村”被曝光。因为村子贫困，很多女人都生过两三个孩子。

  看着其他人家因此发了财，村里慢慢的变多的家庭动了心，于是，一些父母逼迫女儿，已经结婚的育龄妇女也难逃丈夫家暴的威胁。

  可是有许多人，不幸地因去世。谈及这点，村民没有半点对生命逝去的惋惜和遗憾，反而隐隐有些羡慕，“赔了好多万”。

  这些的女人，她们真的是自愿吗？当利益摆在眼前，又有多少人能够免于家人和外界的胁迫。

  当年龄、身高、外貌、学历、知识只变成一个个待价而沽的标签，又有谁能保证，机构不会向年轻优秀的女孩伸出魔爪呢？

  在坚决反对的同时，发展辅助生殖技术，完善领养法律和法规，帮助更多难以成为父母的人实现梦想。

  同时，发现广告或机构，立刻举报。你的一次行动，很可能就能挽救数条生命，拯救数个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