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000头来自丹麦的原种猪“飞抵”厦门，这是今年中国首批进口种猪，也是福建省时隔6年来的首次引种。同月来自法国的1395头进口种猪经海口机场中转到达广东湛江。

  3月，1973头法国种猪从太原航空口岸入境。同月，四川德康集团从托佩克（Topigs Norsvin）公司法国种猪场引进的500头终端父本运抵贵阳，这是贵州省首次引进国际原种猪，亦是全国终端父本单次顶级规模的引种。

  4月，江西正邦集团宣布今年要从法国、丹麦、加拿大引进种猪1万头，这将是中国有史以来单个企业最大的年度种猪进口计划。其从法国Nucleus公司到云南昆明的首批1020头引种已经完成。

  5月，桂林力源集团从丹麦丹育（Danbred）公司分3架包机引进的约2200头种猪亦运抵贵阳，是目前为止国内单批次规模最大的引种。

  6月，源于丹麦的连云港北欧农庄从英国引进了3批次共计700头的加系种猪。

  据《牧食记》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入境中国的种猪数量已达到约8800头。下半年的引种数量更是有望成倍增长，如今年已经协助引种约2700头的贵阳海关就透露，接下来半年贵州还会再分3批引进约6500头种猪。

  公开信息显示，在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前的2017年，中国的种猪进口曾创下近年来的新高，彼时的引种量为1.05万头左右。根据目前我国与境外签订的议定书，法国、丹麦、美国、加拿大、英国、新西兰、爱尔兰、奥地利、比利时、芬兰、荷兰、瑞典等国家均可以向中国输入种猪。

  在非洲猪瘟和今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下，外国种猪何以仍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新时期的种猪繁育模式会有哪些变化？整个产业格局又将受到什么样的影响？《牧食记》就此采访了数位国际种猪公司的中国区负责人。

  正邦引种的Nucleus公司隶属于法国生猪全产业链集团科普利信（Cooperl），该集团在河南安阳独资运营着一个存栏1500头曾祖代种猪的核心场——河南科普利信种猪育种公司。这也是科普利信集团在法国本土之外投建的第一个种猪场，从一开始就执行了很高的环保和生物安全标准。

  科普利信中国种猪事业部总监高健告诉《牧食记》，正邦的万头引种计划中将有6000头来自科普利信。加上其他等待进口的客户，该集团今年来自中国的种猪订单已超越了1万头，这将占到科普利信集团原种猪产能的三分之一左右——作为一体化企业，其还要保障法国国内每年约600万头商品猪生产的需求。

  加上法国另一家主要种猪公司Axiom的产能，法国种猪公司一年的对华供应可达到2万多头，而这还不包含别的国际种猪公司从法国的出口。

  托佩克中国区总经理王乐华亦称，除了3月份德康的引种，该公司今年下半年还将通过进口协助3-4家合作伙伴建立起种猪育种和生产体系，并已开始在排2021年的进口计划。

  在这些区域负责人看来，受非瘟去产能的影响，未来2-3年中国市场对进口种猪的需求仍将旺盛，以替换当前大量生产性能低下的三元母猪，以此来实现生猪生产的真正恢复。这也是中国养猪企业对于过去追求规模扩张而忽视育种投入的一种“亡羊补牢”。

  海波尔（Hypor）中国区总经理李毅还认为，中国的种猪市场足够大，国际种猪公司之间其实不存在真正的竞争，当前更考验的是各家的供应保障能力。对海波尔来说，其今年的一个主要任务将是完成山西长荣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400头核心场项目的供应。

  在进口大增的同时，国际种猪公司与国内引种客户之间的合作模式也已悄然起了变化。

  李毅介绍称，海波尔与山西长荣的合作已不再是简单的贸易行为，双方还会借助BioHypor系统持续进行研发投资。BioHypor是一款先进的自繁自养系统，旨在通过更快的最佳基因分配、详情信息共享、更高的生物安全性和全面的技术上的支持来提高总体系统盈利能力。该系统于1994年初次问世，目前已有多个BioHypor系统在全球生产场中应用。

  “通过这样的封闭式畜禽管理协议，七年为一个完整的生产周期，我们也可以保证这期间内种猪的生产性能不仅不下降，还会慢慢地提高。”李毅指出，这样真正的完成了本地化育种，可为客户创造更好的效益。

  托佩克亦在将育种体系“搬”到合作伙伴那里。王乐华表示，在客户引种建立起核心群后，托佩克会提供所有的育种和生产技术上的支持，并在育种上跟荷兰总部的中央数据库相连接，目标是在合作伙伴的种猪场里也有源源不断的基因改良，为合作伙伴提供长期的育种解决方案。

  特别是在2014年原荷兰Topigs与挪威Norsvin合并后，双方的大白和长白品种有了很好的优势互补，托佩克开始在中国布局新的种猪生产体系，并加强了同大型养殖集团的合作。与青岛环山集团合作的滨州托佩克种猪场项目便是该公司新模式下的合作典范。

  “国内养猪的集约化程度慢慢的升高，加上近两年非洲猪瘟导致很多中小户退出，以及自身产品结构的改良，促使我们的目标客户群体更多地转向了大型养殖集团，这也更能体现托佩克作为一家专业育种公司的优势。”王乐华称，“这种一对一的合作层次更加高，会涉及到资本、战略、市场，以及更深、更开放的技术交流。”

  他还认为，对于大集团来说，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合作模式，因为随着生产规模的快速扩张，过去他们要大量从市场上购买母猪或商品仔猪，会面临很大的健康风险和更高的采购成本。

  至于科普利信，其正发挥全产业链的优势，同时从下游的肉品加工来切入合作，如该公司已同新希望六和合资成立了加工厂来生产“无抗”猪肉，未来则将共同打造完整的猪肉产业链。科普利信还在围绕养殖和屠宰加工提供营养、动保、设备等方面的支持服务。

  新的合作模式不仅需要产品、技术、供应等的保障，更是对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一种考验。

  “文化永远是企业管理中最核心的问题，一个外国公司若是不想了解中国的文化，而只是照搬它在国外做法的话，大多数都是失败的。”李毅认为。

  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多样性和灵活性，比如慢慢的变多的大型养殖集团采用了不止一家国际种猪公司的品种或区系，尽管由于现在多为全球育种，将种猪来源按照国别划分为美系、加系、丹系等的做法并不科学。

  王乐华则透露，托佩克新合作模式下的聚焦点之一就是“长期合作”，这也符合中国市场的特点，因为过去一次性的种猪买卖并不能给客户生产体系一个持之以恒的品质延续。而通过为合作伙伴提供全方位的技术上的支持，可持续生产高品质种猪，最终为合作伙伴带来额外价值。

  据介绍，托佩克每年投入育种研发的费用预算约为2250万美元，合作伙伴也愿意就取得的附加值与托佩克分享一部分成果，“这对于双方来说是双赢的局面”。

  他还称，托佩克在荷兰、挪威、法国、加拿大和美国均有自己的核心场分布，对华出口较为便利。但该公司未来会寻求在中国重建自己的种猪生产体系，以减少对于进口的依赖。这也是中国政治和商业文化中的一个常见理念。

  高健亦指出，从科普利信集团的战略来说，其从来就没把出口放在较为重要的位置，更愿意去新的市场生根发展。“我本人的希望是我们在中国的核心群能做到比法国更大。”

  无论直接进口还是本土育种，中国种猪市场预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需依赖国外公司提供的基因素材。各国际种猪公司亦在铆足了劲地培育更好满足市场需求的品种。

  据高健介绍，针对中式烹饪对肉色、口感等的更加高的要求，科普利信有计划培育专门的皮特兰品种作为终端公猪来进行一定的改良。这也是法国的常见杂交方式，而中国的主流终端公猪品种一直是杜洛克。

  中国还有的一个问题是养殖与屠宰环节长期脱钩，随着食品安全力度的加大，以及慢慢的变多的猪企在延伸产业链，屠宰率成为一个更重要的生产指标。科普利信刚好能发挥其全产业链经营的优势，通过每年600万头屠宰量的数据反馈，来不断筛选屠宰率高的种猪。“当养殖与屠宰、与终端零售完全打通之后，传导效应会很明显。”高健说。

  王乐华称，托佩克的育种进展大多数表现在繁殖力与生长育肥性能两个方面，这也源于其独具特点的育种背景。荷兰农场主以出口仔猪为主，母猪断奶能力具备极其重大的市场地位，而挪威身处北欧，气候寒冷，饲料原料获取较难，生猪生产饲料成本比较高，因此很注重育肥性能（料肉比、生长速度）。“生猪养殖集团最终是要回归到自己的商品群，回归到你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这决定了你在这一个市场里面有没有竞争力。”

  各国际种猪公司均认为，未来中国的本土育种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一些大型养殖集团可基于国内不一样的区域的需求偏好，培育扩繁出更适合的区域品种。

  “中国市场现在是、将来也会是一个很复杂的市场，没有一点一种产品能占据百分之百的主导权。”李毅指出。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