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专家说法⑬｜张明楷：关于骗得告贷罪“欺诈手法”的评论 原创 张明楷 民主与法制周刊

　　作者简介：张明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法学会理事，研讨会常务理事，我国刑法学研讨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曾获第三届全国出色中青年法学家称谓，在《我国社会科学》《我国法学》《法学研讨》等刊物上宣布学术论文400余篇。

　　告贷用处是金融组织特别关怀的事项。这是由于，金融组织必定关怀告贷能否回收，告贷用处不只是判别告贷能否回收的一个重要材料，并且是影响告贷危险的重要因素。一些告贷人之所以终究不能归还告贷本息，便是由于虚拟告贷用处（客观上表现为过后改动告贷用处）。正由于如此，告贷用处成为告贷危险度测定的要点并成为告贷合同的必备条款。不只如此，告贷用处还直接影响金融组织的调理经济功能。所以，《告贷公例》第71条规则：“告贷人有下列景象之一，由告贷人对其部分或悉数告贷加收利息；情节特别严峻的，由告贷人中止付出告贷人没有运用的告贷，并提早回收部分或悉数告贷：一、不按告贷合同规则用处运用告贷的。二、用告贷进行股本权益性出资的。三、用告贷在有价证券、期货等方面从事投机运营的。四、未依法获得运营房地产资历的告贷人用告贷运营房地产事务的；依法获得运营房地产资历的告贷人，用告贷从事房地产投机的。五、不按告贷合同规则清偿告贷本息的。六、套取告贷彼此假贷牟取不合法收入的。”显着，假如行为人计划将告贷用于危险巨大的活动，并向金融组织作业人员阐明本相，金融组织不或许向行为人发放告贷。若行为人计划将告贷用于放高利贷，金融组织也不或许向行为人发放告贷。假使行为人计划将告贷用于违法的运营活动，金融组织更不或许向行为人发放告贷。所以，假造引入资金、项目等虚伪理由，首要是为了假造告贷用处，隐秘实在的告贷用处，成为骗得告贷的重要手法。亦即，假如金融组织作业人员知道行为人的实在告贷用处，就不或许向其发放告贷。正是由于行为人假造引入资金、项目等虚伪理由，才导致金融组织发放告贷，因此彻底符合欺诈违法的结构。在我看来，其间的“等”并不是指任何虚伪理由，应当只限于假造告贷用处，而不该扩大范围。

　　例如，2016年10月，被告人郑某谎报需求资金开发果业，用其2000余亩林权典当，向广源公司（以下简称广源公司）告贷1000万元，并处理了典当挂号。10月15日，郑某收到告贷，当日悉数转用于炒期货，后亏本950余万元。2017年年头，郑某与广源公司协商，农行告贷利率低，期望广源公司吊销典当，郑某再用该林权到农行处理告贷，告贷下来当即还款给广源公司。2017年6月中旬，两边处理了典当挂号吊销手续；7月下旬，郑某以该林权典当从农行处理告贷800万元，但未归还广源公司，而是随即又拿去炒期货，悉数亏本。郑某尚有本金近700万元未能归还（郑某虚拟项目骗贷案）。我以为，郑某的行为构成骗得告贷罪。可是，构成违法的理由，不是由于郑某擅自改动告贷用处，由于擅自改动告贷用处，是获得告贷之后的行为。司法机关不能将获得告贷后的行为当作骗得告贷罪的构成要件行为。郑某的行为之所以构成违法，是由于其谎报需求资金开发果业。假使其将告贷用于炒期货的实在主意告知金融组织，金融组织就不或许向其发放告贷。郑某在发放告贷当天就将告贷悉数转入炒期货，就阐明其假造了虚伪项目，亦即假造了虚伪的告贷用处。

　　《告贷公例》第24条规则，告贷人出产、运营或出资国家明文禁止的产品、项意图，建设项目按国家规则应当报有关部分同意而未获得同意文件的，出产运营或出资项目未获得环境保护部分容许的，以及有其他严峻违法运营行为的，不得对其发放告贷。据此，假造项目不只包含假造底子不存在的项目，并且包含将没有获得同意的项目假造为现已获得同意的项目，将不合法运营项目假造为合法运营项目。

　　在我看来，这种景象也仅限于假造虚伪的告贷用处。即经过向银行供给虚伪的购货合同、买卖合同、出资协议等材料，虚拟告贷用处，骗得告贷后另作他用。

　　例如，2014年10月，被告人任某、柴某一起筹集资金，购买了承德维康药业有限公司。2014年12月1日，任某、柴某以收购药品为由，以承德维康药业有限公司坐落在本市双桥区的房产及土地作为典当物，运用虚伪的购药合同，向承德银行裕兴支行请求2500万元告贷。该行于2015年1月4日为承德维康药业有限公司发放告贷。告贷到账后，任某、柴某并未按合同约定将钱用于付出货款等流动资金运用，而是用于归还告贷及告贷利息。经北京仁达房地产评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价报告书确认:承德维康药业有限公司的房产及土地总价值为1491万元，到2017年12月11日合同到期之日起，二人仅还给银行本金500万元，已给承德银行裕兴支行形成丢失（任某、柴某运用虚伪合同骗贷案）。法院确认，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骗得告贷罪并判处缓刑。显着，被告人运用虚伪的购药合同，其实便是假造了虚伪的告贷用处。

　　当然，行为人假造引入资金、项目等虚伪理由，或许运用虚伪的经济合同假造的告贷用处并无危险性改动，也没有影响告贷运用的整体效益的，能够不确以为骗得告贷罪。例如，行为人有两个附近的房地产项目，尽管以甲项目需求资金为由请求告贷，但实践大将告贷用于乙项意图，由于没有添加危险，也没有影响告贷运用的整体效益，所以，不宜确以为骗得告贷罪。再如，行为人以装饰宾馆为由向银行请求告贷，尽管供给了虚伪的经济合同，但确实将告贷用于宾馆装饰的，也不得确以为骗得告贷罪。可是，假如假造的告贷用处导致危险添加的，或许严峻影响告贷运用的整体效益的，则没有理由不确以为骗得告贷罪。

　　例如，2015年3月31日，被告人王某某以购买改进母猪、饲料、玉米和防疫药名义，用菏泽市东方红大街西段10号1幢5001-5005、5007-5011号房产典当，以进原种猪为由，供给虚伪的260万元购买长白原种猪合同和转让山东禾青食物有限公司的虚伪厂房转让协议及附加协议，骗得定陶支行告贷260万元并托付转账至吴某账户，且于同日悉数转至刘某账户，由被告人王某某用于归还李某、张某等人告贷和取现。到期后，被告人王某某未能归还告贷，定陶支行向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6年10月9日判定王某某归还定陶支行告贷本金2668990.14元及利息，且定陶支行对菏泽市东方红大街西段10号1栋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王某某运用虚伪协议骗贷案）。王某某原本是将告贷用于归还别人的欠款，却以购买改进母猪、饲料、玉米和防疫药名义请求告贷。可是，前者是没有收益的行为，后者则是有收益的项目。显着，王某某的行为使得告贷危险显着增大。假如银行作业人员由于上当而发放告贷，则王某某的行为建立骗得告贷罪。

　　运用虚伪的证明文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运用虚伪的身份证明，二是运用虚伪的还款才能证明文件。

　　实践中有的是自己不符合告贷条件，而运用虚伪的身份证明，冒充别人名义请求告贷。有的是由于自己被金融组织列入“黑名单”丢失告贷资历，而运用虚伪的身份证明，冒用别人名义告贷。运用虚伪的身份证明，导致金融组织不能确认真实的告贷人，既不能合理确认能否发放告贷，也不能在告贷到期时向告贷人催还，是一种典型的欺诈行为。这种行为通常会建立告贷欺诈罪，但在行为人不具有不合法占有意图的状况下，应当以骗得告贷罪论处。

　　例如，某车行（未注册）负责人付某谎报能办“零首付告贷购车”告贷，骗客户签写多份空白合同及相关材料，后找担保公司替客户付出了30%的购车首付款、购置税、保险费等金钱，以客户名义购车并将车典当给该公司。随后，付某假造高于车价的一致出售发票和客户相关资产证明材料，以客户名义到银行处理车辆典当告贷。付某用贷出的金钱付出购车余款，余额作为客户容许给他的好处费。客户分期还款，若想提车需向担保公司付出金钱及相应利息。一名客户无力如期还款，银行报案。经查，付某共以8名客户的名义骗得银行告贷200余万元，从中获利20余万元（车行负责人以客户名义骗贷案）。我以为，付某的行为归于运用虚伪的证明文件骗得告贷，亦即，运用欺诈手法以别人名义骗得银行告贷。可是，付某并没有不合法占有意图，因此不构成欺诈罪与告贷欺诈罪，而是构成骗得告贷罪。

　　需求再次阐明的是，假如金融组织作业人员明知行为人冒名告贷却依然发放告贷的，只能确认金融组织作业人员构成违法发放告贷罪，而不能确认告贷人构成骗得告贷罪。例如被告人张某某、向某胜、周某某均为信用社负责人。2007年5月22日至2011年3月2日，为到达完结湘潭县乡村信用协作联社下发的作业任务，三人违背《告贷公例》《商业银行法》《湘潭县乡村信用协作联社告贷准则》等规则，明知刘某泉、徐某炎、方某坤等217人的告贷算计金额1066万元是冒名告贷而予以经办、批阅发放，导致周某某、李某某、欧阳某某等204人的告贷至今未归还，给湘潭县乡村信用协作联社形成直接经济丢失算计7161979.44元（向冒名者发放告贷案）。在本案中，只能追查三名信用社负责人违法发放告贷罪的刑事责任，而不能追查告贷人的刑事责任。这是由于，告贷人尽管冒名告贷，但信用社作业人员并没有发生知道过错，因此不符合欺诈违法的结构。

　　运用虚伪的还款才能证明文件，则是骗得告贷罪中最为常见的现象。反映告贷人是否具有还款才能的证明材料许多。例如，告贷人的不动产便是证明其是否具有还款才能的一项证明材料，但不能将任何产业证明都作为还款才能证明文件。需求阐明的是，还款才能的证明文件尽管有虚伪，但虚伪的数额不大，不影响告贷的发放，或许说与发放告贷的决议没有因果性的，不能确以为骗得告贷罪。例如，为了向银行告贷100万元，将自己的不动产价值由200万元夸大为300万元然后获得100万元告贷的，就不得确以为骗得告贷罪。

　　供给虚伪担保，也是骗得告贷罪中的常见景象之一。首要表现为，行为人经过假造典当权挂号文书、超出典当物价值重复典当、骗物典当、运用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资产质押“空壳确保”等办法，向金融组织供给虚伪的担保，然后骗得告贷。

　　例如，被告人王某将现已结清的货款伪形成应收账款，向我国邮政储蓄银行宜昌分行提交假造的质押应收账款清单、增值税发票存根复印件、应收账款三方协作协议、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等文件，与银行签定应收账款质押事务最高额质押合同，从银行骗得告贷2000万元（运用应收账款质押骗贷案）。这是典型的运用虚伪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景象。

　　假造担保人签名或许冒充担保人签名然后骗得告贷的，应确以为骗得告贷罪。例如，2015年4月，被告人高某以自己的名义，在石白头信用社告贷30万元，在担保人不在场的状况下，假造担保人签名，供给虚伪告贷材料，骗得了石白头信用社30万元告贷，致使告贷到期不能回收（假造担保人签名骗贷案）。法院确认该行为构成骗得告贷罪。

　　将权属有争议的产业作担保然后骗得告贷的，应当确以为骗得告贷罪。例如，被告人以其家中承包运营的砖厂需求资金购买出产原煤为由，用凌海市国土资源局作业人员违规处理的凌海市双羊镇南岗子村集体土地运用权证、土地上的商服楼以及自家住宅楼作为典当物，向凌海市顶峰信用社请求告贷150万元。在获得告贷后，李某将所告贷项用于归还北郊信用社告贷40余万元，剩下金钱用于砖厂的运营开支及其他消费开销。李某运营的砖厂因故中止出产运营，致使告贷本息无法归还。因典当物土地运用权证存在争议，信用社对该土地运用权证不能行使典当权（以权属争议产业担保骗贷案）。

　　将有其他瑕疵的典当物作担保然后骗得告贷的，也应当确以为骗得告贷罪。例如，2015年2月13日，被告人张某某以其实践操控的某有限公司向潍坊银行聊城分行告贷100万元。在告贷过程中，张某某选用假造《修建工程施工合同》《产品购销合同》的办法，假造了虚伪告贷用处，且隐秘了典当物尚欠修建工程款的状况。告贷发放后，张某某将告贷用于归还个人及企业告贷。该笔告贷到期后，张某某未归还本金及利息。潍坊银行聊城分行向法院请求履行典当物拍卖款，但因该典当物上尚有修建公司款需优先受偿，故未履行到任何款物，导致银行丢失告贷本金905715.5元（以瑕疵典当物担保骗贷案）。张某某的行为被法院确以为骗得告贷罪。

　　我以为，以其他欺诈手法骗得告贷，仅限于与前述四种手法类似的办法，而不是泛指全部欺诈手法，即只要就告贷人身份、告贷用处、还款才能、告贷确保施行了欺诈手法时，才或许构成骗得告贷罪。一般来说，骗得告贷中的欺诈手法都能够归入前四种类型，能归入这种兜底景象的特别稀有，但也不能彻底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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