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政策捍卫者则坚持认为，不论赞成还是激烈反对“瑞典模式”，在没有针对性疫苗的情况下，不少欧美国家为了维持经济运转，都开始不同程度地学习瑞典。

　　4月30日，瑞典南部城市伦德，公园工人给草坪施肥。据英国《卫报》29日报道，为阻止民众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在公园聚集，庆祝当地一个节日，该市政府决定在中央公园倾倒一吨鸡粪。（新华社/法新/图）

　　当全球至少45个国家采取封城策略之时，只有瑞典坚持不封锁、不禁足、不隔离，此举在国际社会引起争议，却得到瑞典国内广泛支持。

　　“如果我们（疫情暴发）初期就进行封锁，在那段时间，早就应该还能向提供必要的保护。”2020年5月25日，在半隔离状态中度过两个多月后，72岁的安妮卡·林德（Annika Linde）终于打破沉默。

　　2005年至2013年，林德曾担任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负责过瑞典对猪流感、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的应对工作。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她一直支持继任者安德斯·泰格内勒（Anders Tegnell）的“佛系抗疫”政策。

　　2020年3月初，瑞典开始走上“佛系抗疫”的道路，当局只是呼吁民众自觉保持社交距离，关闭了大学，但16岁以下的儿童仍可继续上学，商店、酒吧、餐馆、健身房等场所照常营业，工厂也没有停工。

　　“瑞典人找到了‘更聪明’的抗疫策略。”英国天空电视台不无揶揄之意：不少瑞典人认为，不严格的封锁能让商店、餐馆等“活下去”，只要疫情过去，经济就会很快恢复。

　　“我们的生活也并未一切如常。我们的做法只是跟其它国家不同。”在2020年5月15日的记者会上，勒文还反对所谓过度防护，“戴口罩会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瑞典当局的“佛系抗疫”赢得多数民众的支持，却没有赢得科学界一致的支持。2020年4月14日，瑞典病毒学家莱娜·爱因霍恩（Lena Einhorn）等22名科学家联名发布公开信，要求政府“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放弃“群体免疫”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