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比重将进一步提高，这一变化趋势带来的是小规模猪场的减少和新建规模化猪场的增加

　　猪肉生产情况。根据美国农业部统计数据，全球生猪出栏量接近10亿头。受非洲猪瘟影响，2019年度全球生猪出栏量从上年度12.7亿头大幅下滑至10.4亿头。伴随出栏量的下降，2019年度全球猪肉产量相应下滑，2019年度全球猪肉产量自上年度1.12亿吨降至1亿吨。

　　全球生猪生产大国包括中国、欧盟、美国、巴西、俄罗斯等国家。2019年中国猪肉产量4255万吨、占41.7%，欧盟猪肉产量2394万吨、占23.5%，美国猪肉产量1254万吨、占12.3%，巴西398万吨、占3.9%，俄罗斯332万吨、占3.3%。这5大国家合计产量占比84.7％，其他国家占比15.3％。

　　猪肉国际贸易。全球猪肉贸易量呈现逐年增长态势。2019年度全球猪肉出口量933万吨，占全年产量的9.2％。出口结构方面，欧盟、美国、加拿大是主要的猪肉出口国，2019年出口量分别为355万吨、287万吨以及128万吨，三国出口合计占比82.5％。

　　全球猪肉主要进口国家为中国、日本、墨西哥，2019年进口量分别为245万吨、149万吨以及118万吨，占比29.1％、17.7％、11.6％，合计占比58.4％。

　　猪肉消费情况。从消费国来看，中国、欧盟、美国、俄罗斯、巴西是世界前5大猪肉消费国，2019年消费量占比分别为44.5％、20.2％、10.0％、3.3％以及3.1％，合计占比81.1％。

　　综上分析，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国、进口国和消费国，猪肉进口量占全国总需求的5.5％，为了保障我国猪肉的供应，只能依靠国内生产。

　　生猪养殖量。2019年我国（本报告分析不含港澳台）生猪存栏量为3.10亿头、出栏5.44亿头，相较于2018年均减少了一亿多头。从图1中可以看出，从2012~2019年，生猪存栏量从4.80亿头逐渐下降至了3.10亿头，年均下降6.05%，尤其是2019年受非洲猪瘟和环保风暴等因素的影响同比下降了27.50%。同期，生猪出栏量下降趋势相对滞后于存栏量，出栏量在2014年达到峰值7.50亿头之后，随后几年保持逐年下降但均保持在7亿头左右，人均约半头猪。但2019年由于同样的原因骤降至5.44亿头，同比下降21.57%。

　　养殖规模化。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在不断提高，2019年我国年出栏生猪500头以上规模场比重达到53%，同比增加2.9个百分点，相较于2012年提高了14.4个百分点。从2012~2019年不同养殖规模所占比重来看，年出栏1~49头的规模比重下降最快，8年间下降了8.2个百分点；其次是年出栏50~99头，下降了10.9个百分点。养殖规模比重上升速度最快的是年出栏50000头以上规模，增长了4.0个百分点；其次是年出栏1000~2999头和10000~49999头，分别增加了3.5和3.3个百分点。

　　按照我国生猪养殖组织方式，将年出栏1~99头的养殖场定义为散户，这部分农户养殖生猪仅作为兼业；100~999头为专业户，这部分农户将养殖生猪作为主业经营，生猪经营所得为其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来源；1000~9999头为大户，大多数通过购买仔猪进行商品育肥；大于1万头的为养殖企业，一般采取自繁自养的方式经营，即自己养殖繁殖母猪进行商品猪育肥，同时还配建有供自身养殖所需的饲料加工企业。

　　从图2可以看出，散户经营比重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并且近两年还在加速下降，主要原因为散户经营生产成本较高，导致市场竞争力不足。专业户比重总体保持平稳，维持在28.5%左右，主要原因是这部分农户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生猪养殖，退出行业的沉没成本较高，同时多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市场风险，但受制于劳动力和资金等因素的制约，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的难度比较大。大户比重保持缓慢增长趋势，从2012年的19.3%增长到了2019年的26.4%，增长了7.1个百分点，得益于规模较大、成本较低、效益较好，能够充分享受行业红利，进一步增加养殖比重。企业比重增长速度最快，同期增长了7.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其他行业资金进入到生猪养殖，而且这些资金量一般比较大，投资一般都是超过万头猪场的规模。

　　散户养殖尽管在加速退出养猪行业，但仍然占据三分之一的份额，这种组织方式的完全退出还需要一定时间。专业户和大户为了能够更好的适应市场需要，还需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等组织方式，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企业实力相对强大，能够更好的应用先进智能养猪技术和装备，但目前所占比重还不到六分之一。综上分析，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正在加速推进，散户将加速退出、专业户和大户将稳定提高比重、企业将快速增加比重。

　　猪肉产量。2019年我国猪肉产量4255.3万吨、同比减少21.25%，猪肉占肉类产量比重为54.8%、同比减少7.8个百分点。从图3中可以看出，由于猪肉占肉类比重很大，肉类产量变化趋势与猪肉高度一致。

　　猪肉产量的快速下降是引起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直接导致猪肉价格急速攀升。此次猪肉产量下降主要受猪周期、环保风暴和非洲猪瘟三重因素影响。猪周期主要影响中小养殖户积极性，使他们主动减小养殖量。环保风暴直接关停和拆除了相当数量的猪场，一般从新建设猪场到达到稳定出栏生猪需要2年以上的时间。非洲猪瘟直接减小生猪尤其是基础母猪存栏量，更是为生猪恢复正常生产雪上加霜，同时由于防疫政策不能运输活猪的要求造成局部猪肉紧张。受以上三方面综合因素影响，恢复生猪正常生产秩序将比以往更加困难，所需时间也将比以往更长。

　　我国2020年猪肉进口438万吨，比2019年的211万吨同比增加了227万吨。从图4中可以看出，我国猪肉进口量前两个时期持续时间较短，第三个时期为从2020年年初至今、历时约1年半，每月进口猪肉量均超过30万吨，约为正常水平的2到3倍。这三次导致猪肉进口集聚增加的直接原因是均由于国内猪肉供应短缺导致猪肉价格飙涨。

　　我国猪肉出口地主要为香港和澳门，在发生非洲猪瘟以前相对较为稳定，一般在5万吨左右。从我国猪肉进出口的数据来看，历年我国猪肉净进口量占我国猪肉产量不到5%，进口猪肉在我国仅起到调剂市场的作用，对我国猪肉供需平衡整体影响不大。

　　我国猪肉价格变化幅度较大，从2019年第四季度到2021年，猪肉价格均保持高位运行，均价超过40元/公斤。

　　按照最高点价格测算，从2012年1月到2016年6月，整个历时54个月、平均价格为24.6元/公斤；从2016年6月到2019年11月，整个历时43个月、平均价格为27.6元/公斤。按照最低价格测算，从2014年4月到2018年5月，整个周期历时50个月、平均价格为25.4元/公斤。我国猪肉价格呈现明显的周期性变化，且猪周期约为四年。

　　整体来看，我国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仅含户内消费）除2018年达到22.8公斤以外，其他年份均保持在20公斤左右，同时猪肉消费量占肉类消费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从2013年的77.3%下降到了2019年的75.5%。城乡居民猪肉消费差距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由2013年的1.3公斤缩小至2019年的0.1公斤，甚至2018年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还要多0.3公斤。但城镇居民人均猪肉消费比重比农村居民低10多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在于前者肉类消费量均比后者高20%以上。

　　供给预测。在环境保护政策越来越完善与市场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未来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比重将进一步提高，这一变化趋势带来的是小规模猪场的减少和新建规模化猪场的增加。2020年末我国生猪存栏量恢复到40650万头，同比增长30.96%，生猪存栏已恢复到正常年份的95%以上；年末能繁母猪存栏量达到4161万头，恢复到正常年份的90%左右。但目前母猪产能开始得到释放，生猪出栏供应量充足，2021年生猪产能恢复态势将持续向好。

　　进口预测。2021年上半年生猪存栏量增长态势将持续，预计第三季度我国生猪存栏将恢复到正常水平。随着国内猪肉供给的恢复，2021年我国对进口猪肉的需求将显著小于2020年。再加上进口猪肉携带新冠肺炎病毒的可能性以及德国等主要猪肉进口国的非洲猪瘟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预计2021年我国猪肉进口量将下降至2020年的三分之二左右。

　　价格预测。根据价格现状分析，猪肉价格周期大约为四年的时间，最近的价格最高点出现在2019年11月、最低点出现在2018年5月，历时19个月，而且在2019年11月随后猪肉价格开始保持下降的趋势。2021年5月猪肉价格为29.29元/公斤，按照猪周期判断，6月存栏量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后，回升速度或将有所放缓，2021年下半年猪肉价格保持波动下行态势，在不考虑自然灾害特别是生猪疫情等不可预测因素的情况下，2021年下半年猪肉价格将在20~25元/公斤。

　　消费预测。目前我国肉类食品总消费量稳步增长，价格总体从高位回落，尤其猪肉价格已经显著低于上年同期水平，预计2021年的猪肉消费量与2020年相比将有显著增加。随着肉类消费结构、猪肉购买行为的变化，猪肉消费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冷鲜猪肉消费比例将有提升，猪肉加工品的市场也会进一步扩大。

　　综上预测，2021我国生猪存栏持续恢复，生猪将逐渐释放产能，猪肉供给将逐月增加减缓我国猪肉供应偏紧的现状，猪肉价格将保持下降趋势，预计到2021年年底将是年初价格的50%-70%左右。

　　生猪疫病不确定性影响。生猪在养殖周期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疫病风险，病种多，病原复杂，流行范围广，特别是口蹄疫、猪瘟、蓝耳病等高致病性疫病，对生猪生产的影响很大。我国2007年、2011年和2019年的生猪产能下降、猪价波动，很重要原因就是疫病因素影响。当前，非洲猪瘟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疫情影响将逐步消除。但总体看，生猪疫病流行状况整体复杂，疫病不确定性，加之生猪散养还有较大规模存在，很多地方还存在活猪调运，而且基层防疫队伍薄弱，疫病风险对生猪生产的影响持续存在。

　　生猪产业化水平还不高。近年来，我国生猪生产规模化、产业化水平持续提高，但总体而言，我国生猪生产方式仍然相对落后。本世纪初，我国生猪养殖场户数量超过1亿，现在还有2000万户，近一半的出栏肥猪由年出栏500头以下小散户提供，众多的小散户拉低了生猪生产的整体水平，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上市肥猪比国际先进水平少6-8头，料肉比也高10%；而且，大量的散户饲养，容易出现“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情况，加剧生产和市场波动。同时，生猪市场化程度高但产业化程度低，饲料、兽药、养殖、加工、运销等相互脱节，产业链一体化经营比重较低，形成了“全国产、全国销”的流通格局，行业从业主体众多，容易对生猪产业造成波动影响。

　　生猪养殖成本居高不下。长远来看，我国饲用玉米、大豆等大宗原料依赖进口，饲料成本价格持续上涨。2020年，玉米、豆粕、棉菜粕、麸皮以及鱼粉等饲料原料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尤其是玉米，全年累计上涨1000元/吨；豆粕也由2020年初的2700元/吨上涨至3400元/吨，涨幅为25.51%，为2007年以来涨幅最大的一年。因玉米价格逆周期上涨、豆粕震荡上行，带动大宗饲料原料价格创历史新高，主要配合饲料品种价格同比上涨7.3%~8.8%，主要浓缩饲料品种价格同比上涨3.9%~9.4%，推动生猪养殖成本明显增长。随着生猪产能的持续恢复，2021年饲料原料需求还会进一步增加，预计饲料价格短期内难以明显下降。叠加新冠疫情全球暴发、中美关系不确定性、粮食产量波动、猪饲料产量增长及无抗养殖推行等诸多因素，直接导致了饲料价格上调。与此同时，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风险仍将长期存在，养殖场户在圈舍改造、动物疫病防控和人工费用等方面的投入会继续保持较高水平，生猪养殖成本或将居高不下。

　　资源环境束缚越来越紧。近年来，一些地区因土地资源紧张、环保压力大等因素，频繁出台禁养限养措施，生猪养殖遭遇资源和环保困境。尤其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养殖业大量退出。2015年史上“最严环保法”出台，国家又陆续出台了“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意见”、“土十条”、“水十条”等政策，生猪等畜禽养殖环保要求越来越严格，许多中小规模猪场及散养户陆续被淘汰，将减少生猪和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及产能。生猪疫情暴发以来，各地为保障猪肉等畜产品有效供给，在生猪禁养限养方面有所松动，并增加对养殖环保设施投入。从长远看，生猪养殖的环境压力更大，资源约束更紧，生猪养殖环保投入将持续增加，小散养殖户将加快退出。对地方政府而言，养猪业是低端产业，不仅没有税收，还要承担环保与防疫责任，地方政府对发展养猪业不积极，生猪产业持续稳定发展任重而道远。

　　优质种源供应不足。我国生猪产业存在“洋芯片”没有本土化，“土芯片”又低效濒危的问题，“杜长大”等曾曾祖代种猪长期依靠进口，直接影响了我国在非洲猪瘟冲击后产能恢复过程的质量、速度和效益，也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猪产业的发展。种猪市场处于引种—维持—退化—再引种的不良循环。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种猪进口大幅减少，国内二元种猪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受种猪价格持续高位的影响，出现比例较大的三元商品猪母猪留种现象，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末，我国能繁母猪存栏中，三元杂母猪为800万~1 000万头，占比近三成。大量三元猪作种是快速扩大母猪群的一种策略，在短期内能迅速提升产能，但其繁殖能力差、周期过短等缺陷明显，导致群体繁殖效率下降严重。

　　猪周期影响持续深远。“猪周期”的循环轨迹一般是：肉价上涨→母猪存栏量大增→猪供应增加→肉价下跌→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减少→肉价上涨。猪肉价格上涨刺激农民积极性造成供给增加，供给增加造成肉价下跌，肉价下跌打击了农民积极性造成供给短缺，供给短缺又使得肉价上涨，周而复始，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猪周期”。改革开放以来，生猪生产经历了9次波动周期，回顾历次猪周期，可以看到波动的平均周期为4年左右。2016年第八次波动开始，生猪存栏连续37个月同比下降，能繁母猪存栏连续30个月同比下降，产能出现深度调整。此次非洲猪瘟爆的时间节点正处于我国猪肉价格从最低点开始上升的阶段，由于同时叠加猪周期、环保风暴等因素，此次疫情对生猪产业的影响时间跨度将拉长、影响范围将扩大。

　　稳定生猪生产扶持政策体系。当前生猪产能恢复势头很好，但基础还不稳固，一些配套政策还没有完全到位，稳定生猪生产扶持政策至关重要。一是压紧压实生产责任。将生猪生产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加大宏观统筹管理力度，落实好生猪稳产保供省负总责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科学规划、对症下药，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发展。二是落实落地扶持政策。进一步细化实化养殖用地、抵押贷款、环评承诺制等政策，并逐步制度化、常态化，落实用好各类补助补贴资金，稳定行业预期。三是加大金融支持政策力度。不断创新扶持生猪生产的金融产品和模式，积极探索生猪活体抵押、养殖圈舍和大型机械质押等模式，探索“公司+基地+农户”、订单金融、应收账款抵押、仓单质押和贸易金融等供应链融资模式，为生猪养殖提供有效金融支持。

　　加快构建现代生猪养殖体系。一是打好生猪种业翻身仗。优质良种是生猪生产的要害，完善生猪种业创新体制机制，优先支持生猪核心育种场建设，整合大型企业、科研单位力量，开展区域性联合育种，大力培育国内生猪新品种、新品系。完善现代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布局建设核心种公猪站，解决中小规模猪场优质种猪基因的问题，增加场间遗传联系，以点带面，加快全国范围内生猪良种推广应用。二是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加快推进规模养殖场建设和养殖标准化示范化创建，推进规模养殖场生产全程机械化，加快猪舍环境控制、粪污无害化处理、高效养殖工艺、数字化管理、智能化装备等技术设备集成示范，全面改善养殖设施装备条件。加快推进生猪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无害化，大力实施规模养殖场精细化管理。加快发展新型饲料添加剂，推广精准配方技术，提高饲料利用效率；加强生猪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推行绿色养殖模式，减少养殖环境压力，不断提高生猪生产效率和综合效益，促进生猪生产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着力建设生猪疫病防控体系。保持非洲猪瘟防控不松劲，健全完善全环节常态化防控机制。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创新机制办法，提升基层动物防疫能力，确保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探索开展非洲猪瘟分区防控，实行区域内外“点对点”生猪调运，切实降低动物疫病跨区域传播风险。加快疫苗研发应用，严禁疫苗非法研发，确保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制定实施国家中长期非洲猪瘟根除计划，加大非洲猪瘟无疫区建设力度，深入推进动物疫病净化。

　　不断健全生猪加工流通服务体系。活猪长距离调运是引发疫情传播的重要原因。有序规范生猪屠宰行业发展，提高生猪屠宰“准入”门槛，科学规划屠宰行业布局，引导不同规模屠宰企业转型发展，提升屠宰技术支撑能力，加快推动生猪就近屠宰，限制商品生猪大范围流通，由“运猪”向“运肉”转变。加大冷链物流配送设施设备建设，完善冷链仓储配送体系，大力建设标准化流通型冷库、低温加工处理中心、冷链配送设施等，大力推动生猪集中屠宰、冷链流通、冷鲜上市。积极构建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坚持产管结合、源头控制，加快建立猪肉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可追溯体系，构建从养殖到屠宰全链条信息化管理体系。推进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着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生猪“互联网+”发展战略，构建多形式、多层次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生猪养殖、加工、流通、服务等全产业链现代化。

　　持续完善生猪产业调控机制。大力开展生猪产业发展研究，不断提高把握产业规律的能力。研究创设生猪产业跨周期政策，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促进生猪产销平衡、内外均衡。加强生猪生产监测，科学设置监测指标，推动形成自动触发、及时响应的反周期调控机制。完善调节机制，在冻肉储备调控基础上，探索保护生猪基础产能等更多供需调节模式，努力确保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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