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后，蒋介石突然召见了中央党部第三组组长郑彦棻（属）。

  古耕虞？郑彦棻一愣，马上想起上周自己呈报给蒋介石的那条情报，回答道：“古耕虞是专做猪鬃生意的商人，生意做得很大，早在抗战时商界就称他‘猪鬃大王’。”

  接下来，蒋介石下达了对古耕虞采取一定的措施的指令，并作出指示：“如果他（古耕虞）执迷不悟，则可采取严厉措施，直至制裁！”

  一个做猪鬃生意的商人为何让蒋介石如此忌惮，不惜采取暗杀手段？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暗杀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又如何？古耕虞到底拥有什么样的传奇经历？本篇文章罗敷媚带你一起回顾中国“猪鬃大王”古耕虞的传奇人生。

  20世纪中叶，美国和西欧商界曾流传一句话：古耕虞的信誉就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

  简单地说，古耕虞是四川巴县（今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曾是大名鼎鼎的“鬃大王”，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猪鬃大王”。

  20世纪30年代起，古耕虞旗下的猪鬃出口量达到全国猪鬃出口总量的85%以上，几乎垄断了世界猪鬃市场，为国家创造大量外汇，为抗战做出重大贡献。周恩来多次夸赞古耕虞“为抗战立了功, 是一个出色的爱国者”。

  新中国成立后，古耕虞先后受到周总理、毛主席的单独接见，毛主席更是亲自面授机宜，交给古耕虞一个绝密任务——赴美推销猪鬃，一举创下鬃在美国的销售记录，为国家换取战略物资，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做出了杰出贡献。

  古耕虞的祖籍是广东梅州，先祖在清康熙年间迁到重庆，整个家族在四川扎下根来。

  古耕虞的叔祖父古绥之在重庆开了两家山货店，主体业务就是经营猪鬃买卖。在古绥之的经营下，古家的“牛”牌猪鬃逐渐打开市场，生意越做越好。

  古耕虞的父亲古槐青年轻时打算走仕途，但他实在不是读书的料，考了好几次都没中。

  1905年，儿子古耕虞出生了，古槐青还是没考中科举，只好选择弃学经商，用自己的名字开了一家叫“古青记”的山货店，也是从事猪鬃买卖出口生意。古槐青的猪鬃用“虎”牌作商标，比叔祖创立的“牛”牌更霸气，足见他“占山为王”的雄心。

  很多人可能奇怪，其貌不扬的猪鬃，有啥好出口的？出口到外国能有啥用？这玩意儿能挣多少钱？

  见过猪的人都知道猪鬃，就是长在猪颈部和背脊部的刚毛，既刚又韧，富有弹性。

  猪鬃不易变形，耐潮湿，不受冷热影响，很适合做成各种刷子，是工业和军需用刷的主要的组成原材料，早年的生活日用刷、油漆刷、机器刷、枪炮筒刷等，都是猪鬃做的。

  20世纪初，西方国家工业发达，机器多、枪炮产量大，对猪鬃的需求量也大。我国是养猪大国，猪多，猪鬃也多，因此产量高，出口量自然也高。

  但在当时，中国的猪鬃出口控制在外国人手里，一定要通过英国人经营的洋行办手续，英国人不但可以从中大赚一笔，还经常欺负中国商人不通外语，坑害中国人。

  有一年夏天，英国人控制的隆茂洋行收购了古槐青一批价值20万两白银的猪鬃，却硬说猪鬃质量不好，不肯付钱，古槐青听不懂洋人说话，只好把还是中学生的儿子带到洋行。

  古耕虞有一定外语基础，他担任父亲的翻译，与父亲一起据理力争，终于迫使洋人低头，乖乖按照合同约定付钱，避免了重大损失。

  这件事让古槐青意识到，要把猪鬃出口生意做大做强，必须得有文化，能搞定洋鬼子，他决心让儿子上大学，学文化。

  1919年，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古耕虞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专科。1923年，又进入南通学院纺织专科读书，这是著名民族实业家张謇举办的学校。

  此时古槐青的买卖越做越大，已经到了上海的交易所做投机生意，便把“古青记”山货店交给古耕虞管理，也算是锻炼一下儿子。

  当时的重庆搞山货的人很多，同行们看不起这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戏称他为“娃娃班”，都想找机会挤垮“古青记”这个眼中钉，抢占市场份额。

  不久到了收购羊皮的季节，各大山货店开始激烈竞争。古耕虞对国外市场行情做多元化的分析研究后认为羊皮价格必将上涨，便果断决定用稍高的价格大量收购羊皮。

  古耕虞很奇怪，派人出去打听，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裕厚仁”山货店的老板在背后搞小动作，他串通“恒祥钱庄”，在外面大肆造谣说古槐青在上海做投机生意失败，负债累累，“古青记”倒闭在即，哪有钱收购羊皮呢！

  “裕厚仁”山货店的老板跟古耕虞的祖父一辈，按理说古耕虞得叫他一声叔祖，而且两家关系一直不错，如今老前辈却用上了卑劣手段，搞不正当竞争。

  1，立即给父亲拍电报，确认父亲生意没问题后，让父亲陆续从上海汇回20万两白银，把这些资金分别存在重庆的各个大钱庄。

  2，公开宣布使用现金结算，支付货款，但凡客户给“古青记”送货，立即当场付清货款，而对方欠“古青记”的钱，“古青记”暂不收回。

  3，主动邀请复兴钱庄清查“古青记”的财务情况，清查之后，复兴钱庄对外声称古青记资本雄厚，资金充裕，愿意为“古青记”做担保。

  这样一来，古青记的信誉非但没受冲击，反而大幅度的提升了，加上它的收购价格本来就比其它山货店高，最后几乎把上市的羊皮全都收了进来。

  不过，同行们反倒不着急了，他们等着看古耕虞的笑话：这个毛头小子还是太嫩了，把这么多羊皮压在手里，万一羊皮价格一跌，非得赔个底朝天不可！

  可不久后，国外羊皮价格猛涨，古耕虞狠狠赚了一大笔钱，让所有人刮目相看，“古青记”也凭借古耕虞这一招，一跃成为重庆市最大的山货行之一。

  经调查，古耕虞发现纳尔斯虽然代表美国最大的皮革制造商，但美国总部对他来中国的这次商业冒险持谨慎态度，纳尔斯带来的资金并不十分雄厚。

  纳尔斯开的价钱不低，古耕虞和重庆其他山货店见状大量供应，纳尔斯很高兴，来者不拒，全力吃进，很快在重庆收购了大量优质羊皮。

  收购结束后，纳尔斯按照美国商业惯例，拿出一张银行信用证来到中国银行兑现，银行告知纳尔斯：你这张信用证我们得收40%的手续费，只能给你60%的现金。

  纳尔斯呆住了，60%只有一半多点，这样的话，他的钱根本不够付货款！而卖主们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天天追在他后面要钱，搞得他焦头烂额。

  货款付不了，纳尔斯的人就走不了，他想先把羊皮打包运往上海，自己留下来解决资金问题，但当时重庆没有专门的打包加工厂，也没人肯出租打包机给他，他收的羊皮没办法打包装船，而长江又是枯水季，水运不通，就是打包装船，也无法及时运往上海。

  新鲜羊皮这东西没法放，一个月内不加工就烂掉了，到时候纳尔斯就得赔个血本无归，举目无亲的他走投无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差点就要跳长江了。

  古耕虞找到中国银行，给对方深入剖析了利弊。如果银行不帮纳尔斯，任由纳尔斯垮掉，重庆那些卖货给他的商行也会跟着倒闭，甚至影响整个四川的山货生意，为了大局着想，他可以出面收拾残局，但需要银行的支持。

  古耕虞又主动找到纳尔斯说：我可以帮你渡难关，给你一笔钱，你把欠款结清，全部业务转给我，银行信用证转给我，其他一切都不用你费心。

  古耕虞把纳尔斯留下的羊皮迅速加工、打包、出口，赚了美国这家皮革公司一大笔加工费，又拿着转来的信用证来到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履行承诺，100%兑现了这笔钱，只收了一笔固定手续费，古耕虞不费吹灰之力，又赚了一大笔钱。

  经此一役，古耕虞威信更高，名声更震，俨然成为重庆山货行业的魁首，重庆当局称古青记“异军突起，拥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

  古耕虞算了一笔账，如果绕开英国洋行，直接向国外出口猪鬃，至少能增加30％左右的利润，但英国洋行在当时拥有垄断地位，又享有特权，一旦处理不好反被对方联手打击，古耕虞可能会一败涂地。

  1927年底，2个美国商人出现在重庆街头，他们对外声称是美国孔公司的代表，专程来重庆考察猪鬃生产和出口情况。

  实际上，这两个美国人另有打算，他们在美国从事猪鬃进口生意，进口最多的就是中国重庆的“虎牌”猪鬃，这个品牌质量过硬，在美国市场声誉很好，需求量极大，但因为进口代理权被英国洋行垄断，刨去英国人的盘剥，他们的利润就不多了。

  美国人此番来到重庆，就是想和“虎牌”猪鬃的主人取得联系，直接与中国商人交易。

  令他们惊讶的是，大名鼎鼎的“虎牌”猪鬃掌门人居然只有22岁，仪表堂堂，风度翩翩。

  更重要的是，古耕虞讲的是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把“虎牌”猪鬃的情况做了详尽介绍，双方沟通十分畅快，对方也极有眼界，很有魄力。

  就这样，古耕虞征服了高傲的美国人，与美国最大的猪鬃进口商——孔公司实现战略合作，绕过英国洋行直接出口，迅速垄断了美国的主要市场。

  国民政府移都重庆时，军事委员会为统一管理猪鬃的出口，成立了四川畜产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古耕虞任总经理。接下来，古耕虞通过多种渠道，促进猪鬃出口，为国家换取了外汇和军用物资，就连中国高层都知道了这位“猪鬃大王”的事迹。

  1946年开始，美国政府公开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中美两国关系达到空前的“甜蜜期”，古耕虞与美国化学银行副总裁、美国财政部司长马海德合作，在美国注册成立了“海洋公司”相当于四川畜产公司设在美国的分公司，进一步深拓美国市场。

  从1946至1948年的3年时间里，古耕虞经营的“川畜”公司，每年营业额高达1000多万美元，仅1948年就获利达300多万美元。此时的出口美国的”虎牌“猪鬃，已占中国输美猪鬃的70%，出口量称霸全球，古耕虞“猪鬃大王”桂冠驰名世界。

  周恩来对古耕虞坦诚相待，高度评价，多次夸赞他“为抗战立了功, 是一个出色的爱国者”，而周恩来的儒雅、文明、廉洁等个人魅力，也让古耕虞心生敬佩。

  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蒋介石对这位“猪鬃大王”却极少耳闻。相反，作为民族资本的代表人物，古耕虞还要面临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僚资本的压迫。

  两相对比，高下立判，难怪后来的古耕虞深有感触地说：“把我推出去，把我拉进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经济封锁”，我国的传统优势农副产品无法出口，所需工业品也无法进口，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与军事备战。

  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此格外的重视，连续开会研究对策，以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

  1950年4月中旬，毛主席提出：“解决这一个问题，看来就像打仗一样，要灵活机动些。”受到毛主席这句话的启发，中央定下了“曲线贸易”的方针。

  所谓“曲线贸易”，就是在境外寻找合适的资本家充当中间商，将大陆的农副产品以“再贸易”的形式销往国外，然后再将国外的工业产品销回大陆。

  针对农副产品中猪鬃积压甚多，而国际市场上严重缺乏这一状况，周总理决定先拿猪鬃做文章。这样一个时间段，周总理想起了“猪鬃大王”古耕虞，便召见有关人员询问道：“古耕虞先生，现在在哪里？”

  周总理立即派人去香港找到古耕虞，邀请他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员会议。

  1950年6月，古耕虞作为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的特邀代表，自香港回北京参加了会议，这次去北京是绝对保密的，极少有人知晓。

  到了北京后，古耕虞先后受到周总理、毛主席的单独接见，接受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他的绝密任务——赴美推销大陆的猪鬃，并换购工业品。

  这是一项绝密任务，一旦被美国或台湾方面知晓，不仅做不成生意，影响新中国创汇，古耕虞的人身安全也有一定的可能受到影响。

  为此，古耕虞做了周密的考虑。他担心美国会从自己和的关系上找毛病，便将唯一留在大陆的亲人——自己的亲生母亲从大陆接到香港。这样一来，他的夫人、子女、兄弟等亲属都在美国或者香港，他就“不带一点红色”了。

  接下来，古耕虞亲自动身去了美国，仅用1个星期就推销出去了70万磅猪鬃，并换回了大量重型卡车轮胎、五金、西药、手术器械等新中国亟需的战略物资。

  古耕虞对自己“红色资本家”的身份掩饰很好，不管台湾还是美国方面都没有察觉，即便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大举抗美援朝，中美两国在朝鲜兵戎相见，古耕虞在美国的猪鬃生意仍旧照做，未受影响。

  1950年，在古耕虞的大力推销下，中国出口美国的猪鬃额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仅8月到12月这4个月，就向美国销售猪鬃800余万磅，价值数千万美元，为国家换取了大量外汇和战略物资，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0年11月间，古耕虞在纽约一处郊外别墅度度周末，结识了美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处处长，这位处长向古耕虞透露了一个消息，说美国战略物资局准备买进300万磅长猪鬃，问他有没有很好的方法从中国大陆弄到这批货。

  这个所谓华侨商人，其实是台湾中央党部第三组的情报特工也在场，他认为这句话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美国这样大量购进长猪鬃，是要囤积战略物资，从而看出美国准备在朝鲜战场上长期打下去。因为猪鬃最大的作用就是用来制作枪炮筒的刷子。

  于是，这条情报很快被传回台北，经情报专家审核后，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不久后，蒋介石便召来中央党部第三组组长郑彦棻，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蒋介石见了郑彦棻，简单了解了古耕虞的情况，质问：“这个‘猪鬃大王’在帮大陆共党推销猪鬃、采购重要战略物资，你们第三组是否知道？”

  蒋介石摆手打断他：“你不必解释，我也不想追究。我要你注意的是：古耕虞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私通共党行为，应当对他采取一定的措施！”

  “当然，考虑到古耕虞做生意的另一面是美国，从情报内容看来，美国人对他还有所倚重。因此，事情做得不要过于难看，一般说来，适可而止即行，比如，叫他做不成生意。”蒋介石老谋深算，绝不授人以柄。

  蒋介石突然加重语气：“但是，如果他执迷不悟，则可采取严厉措施，直至制裁！”

  涂涛声是中统老特工，手下有36名特工，都受过专门训练，专干脏活，杀人、纵火、爆炸、投毒，样样得心应手，被称为第三组的“王牌科”。

  涂涛声决定“先礼后兵”，先给古耕虞寄一封恐吓信，警告他不许和大陆方面做生意，恐吓信的内容是：

  “猪鬃大王”古先生台鉴：闻汝专为大陆推销猪鬃、采购战略物资，此等通匪资匪行径，实在令人痛恨！现本会特警告汝：应立即悬崖勒马，否则必有丧命之祸！勿谓言之不予也！

  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冻结中国大陆和香港在美国的所有公私资金，古耕虞的资金也被冻结，而且还被指定为“特别冻结户”，非经美国总统批准，不得解冻！

  但对台湾特务而言，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消息，为了阻挠古耕虞解冻资金，涂涛声决定贿赂负责审批“解冻”的官员——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诺克斯，让他刁难古耕虞。

  诺克斯收了贿赂后，果然接二连三拒绝了古耕虞关于“解冻”的申请，但古耕虞没放弃，他据理力争，与敌人斗智斗勇。

  诺克斯试图寻找古耕虞与秘密联络、往来大陆的痕迹，但古耕虞早就做好了万全准备，他当时回大陆，以及和毛主席、周总理见面都是绝密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诺克斯找不到任何理由，败下阵来。

  三个星期后，美国国务院解冻了古耕虞的资金，但提出一个条件：必须把鬃优先卖给美国政府，除非美国政府不要，才能卖给别的国家。

  台湾方面非但没有搞定古耕虞，反而让古耕虞得了好处，十分恼火，涂涛声向郑彦棻汇报说：“以卑职愚见，干脆把他干掉算了！”

  涂涛声得令后，立即招来手下两名得力干将老朱、小储，派他们去香港暗杀古耕虞，并特别叮嘱：“手脚利索点，千万别露馅！”

  朱、储两人赴港后，得知古耕虞将于3天后的晚上7点30分，出席在帝国酒店举行的香港商会联谊会，届时人多眼杂，有利于秘密行动，便决定趁这个机会动手。

  3天后的晚上11时，联谊会结束。朱、储两人早就勘好地形路线，埋伏在通往停车场的一个必经弯道处，等候途经此地的古耕虞。

  枪响后，现场一片混乱，朱、储按既定路线时，两名杀手抵达台北“第三组”总部，立即跑去涂涛声处邀功领赏。哪知，等待他们的不是赏赐，而是一顿劈头夹脑的臭骂！

  原来，涂涛声已得到消息，昨晚被暗杀的那个人根本不是古耕虞，而是一个毫不相干的黄姓绸缎商，古耕虞昨晚因故未赴会，朱、储两人认错了目标。

  知怎么被美国方面知道了，他们还要和古耕虞做猪鬃生意，绝不允许对方出事，于是中央情报局（CIA）向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发出了暗示性警告：不许动古耕虞！

  1955年，古耕虞完成了毛主席、周总理交办的绝密任务，自香港调至北京，担任中国畜产公司总经理，成为这家拥有55万职工的国有企业掌舵人。